安秋生

太行东麓，鼓山怀抱，有一个古老的村庄名叫伯延。传说这个村名来自于村庄的形状：好像一只振翅欲飞的大雁，后来“误雁为延”，遂名伯延。

1961年5月3日至8日，周恩来到武安县伯延公社调查，住在部队营房里，早晚回营房吃饭，中午在伯延村就餐。周恩来这次到农村考察带着三个题目：食堂、供给制、包工包产。

周恩来这次离京下乡，与他平时精干利落的穿着打扮不同，穿了一身灰色棉布中山装，天热时总理也会敞开怀，就像当地的老农一样随意地撩起衣襟扇风。细心的杜修贤还发现，视察中，周恩来时时紧锁眉头，这是他以往很少见到的。

到武安的第一天中午，总理提出到食堂就餐，食堂的人赶快叫社员们先打饭吃。等周恩来一行就餐时，不见一个社员的影子，桌上为他备了猪肉和鸡蛋。周恩来知道是在作假，硬是让工作人员端走了。

村干部以为周恩来不会再去食堂了。过了一天，周恩来又悄悄来到另一个村的食堂，但还是去晚了，社员已经吃完回家了。炊事员一见总理来，措手不及，连忙盖锅盖，说没有吃的了，随行的公社干部就叫总理回公社吃。周恩来也不说话，径直走到大锅前，揭开锅盖，见里面还剩些玉米糊糊，二话不说，拿碗就盛。这是周恩来在农村吃到的真正食堂饭。玉米糊糊下肚了，周恩来心里对食堂的情况也清楚了一半。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周恩来几次趁大家不注意，悄悄地从大家的视线中消失。有一次，大家又发现总理不见了，连忙分头去找。杜修贤凭着自己多年对总理的了解，在一个烟囱冒烟的人家找到了周恩来。当时绝大多数人家都在食堂吃饭，很少有人家烟囱冒烟的，周恩来于是奔着炊烟前去走访。

杜修贤看到总理正在和这家的老汉聊天，就紧走了两步，摆好架势想给他们拍照。周恩来摆摆手制止说：“别跟着我！你那个‘咔嚓’会把人家吓住了。”

周恩来随老汉进了屋，揭开他家冒着热气的锅盖看，屋里光线不好，锅里像是在烧开水。盖上锅盖后，他看见地上有榆树叶子，似乎明白了什么，再一次掀开锅盖，仔细观看，看清楚锅里是榆树叶子和粮食混合的稀糊糊！

这不明摆着社员在食堂吃不饱吗？

“这吃不饱的食堂要它干什么？”周恩来一边出门一边自言自语，声音还不小。

可是在周恩来主持召开的社员代表会议上，农民们面对周恩来这个来自北京的“大官”，却面面相觑，你推推我，我看看你，没有人敢开口说话。

看着一个个沉默的农民，周恩来相信自己的判断，他们并不是无话可说，而是害怕什么不敢说。周恩来用自己惯用的亲切方式，再三鼓励大家发言。沉闷的气氛终于被打破，一个蹲在他身边的农民终于站起身来。这便是张二廷，一个朴实而直率的汉子。他挺了挺身子直着嗓子说：

“总理，你是真想听实话吗？”

周总理再一次用眼神和语言鼓励道：“是啊！如果不是想了解实情，我千里迢迢从北京跑下来干什么？”

张二廷朝身边的人瞥了一眼，说道：“你们不说我说！在食堂吃不饱！”

说出了第一句，二廷好像瞬间胆子壮起来了，没等周总理进一步问话，就像竹筒倒豆子一般说出了原委。他告诉总理说，本来社员每天的定量就少，司务长，炊事员，还有他们的亲戚都要多吃一点儿，干部又多吃一点儿，到了社员嘴里，就只剩三四两了。对于干重活的农民来讲，这点儿粮食根本不可能填饱肚子。

见二廷开了头，其他社员也纷纷倒出自己的苦水，叽叽喳喳地抢着说了起来。本来是征求意见会，转眼间成了诉苦大会，有的社员说到激动处竟然泪水涟涟。周恩来的心收紧了，直往下沉。种地的社员们却吃不上饱饭，周恩来的脸上瞬时充满了愧疚。

他诚恳地对大家说：“乡亲们，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我这个总理没有当好啊，让大家挨饿了。食堂办不好，就不办。”

半信半疑的张二廷追问周恩来是否在糊弄他们。周总理告诉他“不是！”

此时，张二廷又迸出了一句令在场的所有人都震惊的话来：“你要是糊弄我们，再过几年，你也会饿死的。”

这句话不仅使社员们惊呆，就连周恩来这样的能言善辩之士也一时语塞，会场重新陷入了沉寂。

半晌，周恩来一拍桌子，大声对张二廷说：“好！你说为什么两年连我也会饿死？”

“说就说！我们吃不饱，没劲干活，地里打不上粮，就没有粮食往上交。一年不交，有国库，两年不交，还有国库，三年不交，国库还有吗？你当总理也要吃饭，国库没粮，你能不挨饿？”不知哪里来的勇气，张二廷一口气说了这样一大堆。

会场上的社员们在看周总理，不知道堂堂宰相会如何处置直言不讳的张二廷。只见周恩来眼睛里漾出了泪花，上前紧紧握住了张二廷的手。他不仅丝毫没有怪罪张二廷的意思，反倒感谢他讲了真话。硬汉子张二廷也饱含热泪，四目相对，总理和农民的心也紧紧贴在了一起。

当时陪同周恩来调研的有邯郸市委书记，武安矿区书记，伯延公社书记一干人等。资料没有记载这些大大小小的干部在陪同调研过程中向总理反映了什么情况，他们是怎样向总理陈述自己对食堂的看法的。

吉普车停在路边，总理下车后，严峻的目光盯在路旁光秃秃的槐树上。这些树的树梢七零八落，树叶被捋的精光，那本应是青枝绿叶的季节呀！大概是为了替总理分忧，一位公社干部吞吞吐吐地说：“树头都扒下来……喂羊了。”

在伯延调查的四天中，周恩来先后召开了七次会议，与会者有干部、社员、农机站和修配厂的工作人员，调查范围非常广泛，了解到了当时农村的真实情况。

在伯延调查中，周恩来发现，社员最不放心的是多征购粮食，害怕挤掉他们的自留地。周恩来当着陪同人员和社员们的面保证：“分下去的自留地不要收回，不要拿自留地顶口粮指标。”

通过对伯延公社的调查，周恩来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情况。5月7日凌晨三点半，他向毛泽东汇报了调查情况：

一、食堂问题。绝大多数甚至于全体社员包括妇女和单身汉在内都愿意回家做饭。我正在一个食堂搞试点，解决如何把食堂解散好和如何安排好社员回家吃饭的问题。

二、社员不赞成供给制，只赞成把五保户包下来和照顾困难户的办法。现在社员正在展开讨论。

三、社员群众迫切要求恢复到高级社时评工记分的办法，但是已有发展。办法是：包产到生产队，以产定分，包活儿到组。

四、邯郸专区旱灾严重。目前最主要的问题是恢复社员的体力和恢复畜力问题。

毛泽东批转了周恩来的报告。

百姓遭难，此时此刻，周恩来涌起一股少有的思乡之情。6月北京工作会议以后，他打算以淮安为基地进行农村调查。他满怀感情地说：“我五十年没回老家了……我回到家乡总可以发现一些情况，帮助解决一些问题。”但因身体虚弱，加上国事繁忙，他未能如愿。后来，在一次外出视察，飞经淮安时，周恩来特意让飞机在家乡上空盘旋一周，他埋在心底的乡思流露无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