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1月，陕甘宁边区参照国统区省级参议会组织条例召开了边区第一届参议会，但仍是工农政权性质的参议会。

为了全面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加强和改善党对抗日民主政权的领导，1940年3月6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的指示中，首先提出并阐明了“三三制”政权主张。“根据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原则，在人员分配上，应规定为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 ，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 毛泽东强调:“这种人数的大体上的规定是必要的，否则就不能保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原则。这种人员分配的政策是我们党的真实政策，必须认真执行，不能敷衍塞责。”并明确指出，“在抗战时期，我们所建立的政权的性质，是民族统一战线的，这种政权，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的政权，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1940年7月5日，毛泽东在为《新中华报》撰写的纪念抗战爆发三周年的文章《团结到底》一文中进一步阐述了这一原则，正式向全国公布了党的“三三制”主张。“三三制”的提出，既是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否定，同时也是对于存在于政权工作中的共产党员完全独占现象的扬弃和超越。

1.晋冀鲁豫边区第一个建立“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是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里程碑

中共中央发出《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指示后，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总部立即响应，于1940年4月11日召开了太行、太岳、冀南地区高级干部会议，贯彻落实“三三制”政权建设，提出成立冀南、太行、太岳行政联合办事处。1940年8月1日，冀太联办正式成立，标志着晋冀豫边区由分散开始走向统一，“三三制”政权建设进入了实质性阶段。百团大战基本结束后，冀太联办又召开了“专员县长会议”，进一步部署“三三制”政权建设工作。同时，在辽县（今左权县）泽城村建立了“抗战建国学院”，培养了一大批基层政权建设人才。1941年3月16日，邓小平在冀太联办第二次行政会议上，提出成立晋冀豫边区临时参议会的建议，在抗战四周年时，召开临参会第一次会议。1941年7月7日，晋冀豫边区临时参议会第一次会议在辽县（今左权县）桐峪镇如期召开。会议期间，根据中共中央北方局提议，将鲁西33县划入本区，临参会遂更名为晋冀鲁豫边区临时参议会。会议历时41天，选举产生了边区议会、边区政府和高等法院。至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按照“三三制”原则建立的抗日民主政权正式诞生。“三三制”理论在晋冀鲁豫边区率先变为现实，具有里程碑意义。随之，陕甘宁、晋绥、晋察冀、山东、华中、华南等根据地“三三制”政权纷纷建立，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出现了前所未有之新气象。

2.“三三制”政权组织形式是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工作的成功典范

“三三制”可以说是中国民主宪政的一次成功尝试。近代以来资产阶级孜孜以求的平等选举，全民参政以及党派间的协商合作在共产党领导的晋冀鲁豫根据地获得了实现。共产党推行的这一套新民主主义的宪政措施，与国民党专政、独裁专制形成了鲜明对照。它虽然在抗日根据地这个小范围适用，但却对整个中国的民主进程产生了巨大影响。证明了在中国实行民主的现实性和可行性，这样的民主制度在地方政权的扎根，为日后在全国范围内建成新的民主共和国奠定了地方基础。刘少奇曾说：“民主共和国的道路可能是由地方到全国的。”也就是先在根据地实现，然后再把根据地的模式推广到全国，在全国实现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毛泽东指出：“这种政权的模型推广到全国，那时全国就成了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种推进民主的思路和做法，一直影响到共产党以后的政策。抗战时期及抗战胜利后，共产党都积极地团结包括国统区在内的民主势力，瓦解国民党的独裁，建立民主联合政府，以至夺取全国政权，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都一贯坚持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与各民主力量团结合作。这与晋冀鲁豫根据地建立“三三制”政权的实践有着深远的关系。

3.晋冀鲁豫边区临参会的成立成为华北乃至全国民主运动的推动机

晋冀鲁豫边区临时参议会成立后，在抗日根据地引起了强烈反响，《解放日报》、《新华日报》（华北版）进行了全程报道。1941年7月14日，中国共产党机关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称：“晋冀鲁豫边区参议会的成立，不仅是敌后民主政治的新成就，而且对全国民主政治来说是一个伟大贡献，同样，也是敌后民主政治的一个新成就。”它将不仅使边区在“民主政治上有进一步的建树”，成为“抗日民主的堡垒”和日益走向模范的抗日根据地，而且还将成为“华北乃至全中国民主运动的推动机”。在它的模范带头作用下，陕甘宁、晋绥、晋察冀等根据地“三三制”政权纷纷建立。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边区人民从新民主主义国情出发，创建新型国家的第一次完整实践，是中国共产党在夺取全国政权前进行民主政权建设的一次伟大尝试。为夺取抗战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实现了由苏维埃政权向“三三制”民主政权的转变。

原载《山西人大》